医史沉戈：医学科普的一件“老古董”

      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直接为民众健康服务的科学，尽管医学的内容深奥，名词难懂，但它既然是为民众服务的，就必须让民众知道它，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今日所称的医学科普。

      差不多60年前，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发出“一定要攻克肿瘤”的号召。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抽调内外科医生，组成“肝癌研究小组”，设立专治肝癌的病房收治肝癌病人。虽然其时对肝癌的诊断、治疗水平都很低，但还是有大量的病人涌入求治。在工作中我们发现来自江苏启东一带的病例颇多，遂去启东进行了实地了解，证实该地此病高发。逐级上报，结果是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将江苏启东县（另一地为广西扶绥县）订为“肝癌防治研究现场”。上海市与江苏省皆派出了医疗队前往工作。上海的医疗队主要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中山医院、肿瘤医院的教师与医务人员组成。前者主要研究肝癌发生的病因与预防的方法，后者的任务是就地诊治病人。

      当时虽处于特殊时期，当地卫生行政机构还是组织了医务力量配合工作。经过好些年的工作，病因研究方面最终总结出预防肝癌的“防霉、改水、防肝炎”，即预防粮食霉变、改进饮水质量及预防肝炎的“七字方针”。推行的结果确实降低了肝癌的发病率，至今行之有效。在病人的医疗方面，肝癌难治的癥结在难于早期发现，而其时适有苏联科学家发现一种特殊的名为“甲胎蛋白”（AFP）的蛋白质，如在血液中大量出现，则此人很可能是患上了肝癌。我们也就“脑洞大开”地用来在民众中进行“普查”，以图发现尚无症状的早期肝癌病人。其时在上海市区中山医院、扬浦区肿瘤医院及静安区中心医院等单位亦已开展此项工作，并发现了一些早期病人，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江苏启东既为研究现场，自然也就逐步推进此法进行“普查”。

      但是问题是由于当地民众受此病之祸害已久，心生恐俱，甚至不愿提其病名而只呼之为“老门子”，即“老东西”或“老家伙”之意，不愿验血检查，或查出“阳性”亦不愿进一步作手术治疗，以至错失早期治疗之良机。解决之法自然是将此类检查治疗之原理与必要，向民众解释清楚，即医学科普。

      我于70年代初在启东医疗队工作期间，深感医学科普之重要，曾努力推进此事，唯其时当地传媒有限，科普知识传播不易，于是想到制作一套医学科普宣传幻灯片。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甚至将科学的内容用幻灯片的形式讲解，在教学及学术交流中亦属“新鲜事物”。制作幻灯片需先制成图文初稿送审，然后正式绘制，逐一拍摄“反转片”制成。于是我利用工作余暇制成了一套名为“肝癌是可以防治的”科普宣传幻灯片的初稿，计有图片80张，及共约需80分钟解说词。初稿送审后不久，我在医疗队工作期满，调回中山医院。此稿留在“启东肝癌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当时上海医疗队队长、后任上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流行病学专家俞顺章教授曾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由队内肿瘤研究所的高汝聂医师作了部分补充修订。该稿其后可能由于审批权或制作经费之类问题似未正式制成应用。不过启东的肝癌普查工作在当地各级医务人员的努力配合之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曾受命汇总了当时沪、启两地肝癌普查的资料成文。1973年4月由时任上海医疗队队长的俞鲁谊教授，代表“中国肝癌防治研究协作组”在意大利波伦亚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肿瘤早期发现与预防大会”上作了报道。这大概是全球最早的利用甲胎蛋白筛查肝癌的报告。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肝癌的诊断和治疗突飞猛进，治疗的效果也明显提高。不过，早期发现仍然是取得良好疗效的基础。甲胎蛋白在肝癌早期发现中的价值仍被公认，而医学科普之事更是受到国家的大力提倡。有趣的是不久前，我收到了启东肝癌研究所陈建国研究员发来的微信函件，竟是半个多世纪前由我拟就并经俞顺章与高汝聂二位审阅和作了部分修订的这部科普幻灯片的原稿，并附有一篇他对此件推崇的文章。从发来的照片上看，原稿纸质已经发黄，字迹尚清晰可辨。原来此件被他妥善保存至今。陈建国研究员在当时是当地卫生部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其后不断努力深造，终成从事肝癌研究的流行病学专家、数理统计专家。

      一份半个多世纪前医学科普幻灯片初稿，尽管内容浅显，却是定格了当时肝癌防治的起步水平；尽管文字内容多有时代的印迹，但却反映了医务人员在攻克癌症方面的努力；尽管绘图技法拙劣，却也是证明了早年的医学科普在传播形式上的开创之举。